第一阶段是低收入阶段（1978—1998年）。在这一时间段，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820美元，用20年时间从低收入阶段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城镇国企改革，从产权明晰到引入竞争机制，生产力发展潜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释放。

　　 第二阶段是下中等收入阶段（1999—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断加大，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驱动。在这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增长了十几倍；投资率保持高位；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然而，高投入、高增长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增长不可持续的矛盾凸显出来。

　　 第三阶段是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经济增长开始从高速换挡为中高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中高经济增速来推算，我国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步消失，大规模投入受到制约，增长速度减缓，要求尽快提高生产率，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企业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竞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第四阶段是高收入阶段（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必须是技术创新型国家，必须以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泉。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上升至55.3%，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创新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提高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新理念和新举措，既着眼于解决我国当前问题，也着眼于实现长期发展。只有认真贯彻这些新理念、新举措，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跨过高收入门槛后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我国在跨过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之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目前，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1.26万美元，而美国已达5.5万美元，卢森堡超过11万美元，跨度很大。对我国来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个目标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谋划“三步走”战略时首次提出的。用人均指标来描述，中等发达国家大约相当于2015年韩国所达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2.7万美元的水平。如果按照中等增长速度，剔除价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2.6万—3.0万美元（2015年价格）。这是我国经济将经历的又一重要阶段，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和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尽管将迎来更大的挑战，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目标。从前述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首先，从欧美发达国家所显示的经验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每年对此投入巨大。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推动创新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创新驱动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检验。越是在高收入阶段，越需要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二战后两批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重要经验分别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两条正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经验。其中，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条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这两条基本经验依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释放经济潜力、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努力增强软实力。软实力属于“无形要素”，在高收入阶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有形要素。增强软实力的途径主要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现在起就应加倍重视，将其作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石。要通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使我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还要强、还要硬。